自2010年我国首提碳市场建设到七个省市开展区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再到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碳市场领域的研究人员见证了我国在气候领域的一系列行动。在研究者看来，碳市场和碳税哪种机制更有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碳关税对国家之间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有何影响？围绕这些问题，eo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助理教授郭伯威博士。

郭伯威博士是中国人民大学杰出青年学者，博士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研究电力市场改革、碳交易及碳税、碳中和减排最优时段配置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多篇文章发表于Energy Journal, Energy Economics等国际能源经济学顶级期刊。

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郭伯威以数据分析为契机接触能源经济学，研究英国碳价格下限对电力市场、对碳排放的影响，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关注到气候变化。回国后，开始了对中国电力市场改革及中国碳排放交易机制的研究。

在他看来，我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和交易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我国的优势是能保证政策的一致性和延续性，气候政策能得到有计划地实施。各国政府之间也需要更多的沟通与合作，一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我们知道您一直在研究碳市场，可否与我们分享您最新的研究和进展？

郭伯威：我最近关于电力市场效率和市场竞争的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我的研究还包括电力市场边际碳排放、跨区电力交易、分时电价对用户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等主题。我还做过用户碳认知与减排支付意愿关系的相关研究。我国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我的研究还试图找出我国在40年内实现碳中和的最佳途径。

您在研究工作中遇到过什么阻碍？

郭伯威：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有很多需要突破的瓶颈，比如当没有足够的数据时，我们需要寻找一些其他的相关数据或者利用统计方法来解决。当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测相差很大时，我们要试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用错了方法还是因为数据不适用或理论错误？将理论与实证结果联系起来这有时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也试着去理解多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什么是变量a改变了变量b以及这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尝试在其中找到最佳的识别方法，研究总是充满挑战的。

您的研究与我国的气候政策有何联系？您能分享一些例子吗？

郭伯威：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我国实现碳中和的最佳碳减排路径及碳定价的政策建议，文中给出模型并分析了为什么这是最好的路径，各行业应该采取哪些行动，碳价应该如何设定，以及未来40年的碳排放量如何控制。此外，我会尝试在新闻媒体上阐释我的研究，以期获得更大的政策影响力。

碳市场和碳税这两种机制有什么区别？哪种更有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郭伯威：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我们一直在争论哪些政策工具更好。但是现在，我想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认为碳市场和碳税应该兼而有之。

碳市场设定了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但碳市场的问题在于碳价会波动，很难控制。2021年末，欧盟的碳价就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大幅上涨。2022年初，俄乌冲突导致欧洲碳价再次飙升。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碳价非常不稳定。

而碳税则是另一回事。它没有设定社会碳排放总量限制，但设定了碳价。企业应为他们排放的每吨二氧化碳付费，政策是透明的，价格也是透明的。政府可以把这部分税收收益用在其他领域，例如补贴可再生能源。而碳税的缺点则是无法保证减排。碳税带来的价格上涨最终可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而社会的总排放量仍保持在政策最初目标之上。

如今，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最好的政策可能是这两者的结合。以英国为例，英国最初参与了欧盟碳市场，促进高耗能行业减排。但他们认为碳市场的碳价太低了，因此在电力行业引入碳税。此举大大减少了英国电力行业的总排放量。碳市场和碳价这两种机制的结合可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途径。

根据您的研究和观察，中国和欧洲在气候和能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有何异同？

郭伯威：以碳排放交易体系为例，我国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个省市组织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但相比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EU ETS）、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RGGI）、美国加州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California Cap & Trade），我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和交易机制还不是很完善。但我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我们的体制，我们能保证政策的一致性和延续性。我国每隔五年都会制定下一个五年计划，我们的气候政策也包含其中，能得到有计划地实施。我国作出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我相信我们会成功做到。

我国在气候变化政策的执行上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什么？

郭伯威：最大的挑战在于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些地区并不富裕。我认为我国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经济，改善社会福利。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实现气候变化的目标是有挑战性的，但我们不应为了实现气候变化的目标而牺牲我们的经济增长。这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当我们谈论碳中和时，我们谈论的是一个长达40年的目标。我们需要一些非常长期的规划，而不是一些凭空而来的政策，试图在某一天实施它，然后在另一天改变它。

从业以来，作为气候变化领域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您观察到行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郭伯威：我认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是我国人民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我所在的研究团队每年都会进行家庭能源调查，我们调查人们的家庭用电量，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态度等。我们发现，公众开始越来越多地了解或听说气候变化，知道碳政策和气候变化的人群比例正在增加。

另外，在我从事研究的电力市场领域，政府和市场监管部门也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的问题。几年前，人们很少谈论发电过程中的碳排放，更多谈论污染排放和电力安全。现在，他们会主动找到我们帮助他们计算碳排放量。与碳排放相关的研究课题在学术界和业界也越来越多。

至于原因，我认为是决策层对气候变化的重视，让公众也开始关注这一方面。甚至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依然对电力和可再生能源行业充满信心，人们愿意相信中国会为实现“双碳”目标付出巨大努力。

您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有何建议？

郭伯威：我认为全世界的政府都应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气候变化议题现在更像是被一些国家用作政治工具来与他人竞争或限制其他国家的发展。但气候变化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这关乎我们后代的福祉，与整个人类有关。因此，一些国家的政客应该停止将气候变化滥用为国际谈判中的政治工具。

另外，欧美等发达国家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树立起榜样，因为在过去他们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对于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才刚刚起步，就碳排放总量而言，我们远没有欧美国家排放得多。如果这些发达国家真的关心气候变化，他们应该在技术和资金方面支持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在国际会议上指责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我国有14亿人，我们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还有一点就是国家之间缺乏理解，各国政府应该就他们的计划进行更多的沟通，而不是突然对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征收碳关税。欧洲的碳价远高于中国、东南亚和印度，从他们的角度看，征收碳关税可以保护本地产业的竞争力。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好方法，这只会损害经济体之间的利益。自由贸易对全球经济来说是最好的，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或未来的后疫情时期。各国政府之间需要更多的沟通，合作总比竞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