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8日，清华大学文科沙龙第21期，暨“对话文科机构”系列第6期“气候变化——碳中和与人类未来”在教师发展中心举办。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政，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副研究员杨秀，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胡彬，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彭天铎，应邀参与讨论。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共有9500余名观众同步参与。

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渐有常态化趋势，这不仅给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更导致全球经济遭受重大损失。一切似乎正向气候经济学之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Herbert Stern）预言的方向发展：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如何逃离晦暗？胡彬从气候变化影响全球经济运转的具体机制谈起，就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如何看待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气候行动的关系表达真知灼见，以下是更多精彩观点。

危机来袭：极端天气冲击

胡彬指出，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未来的威胁，而是现实的危机。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正在给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乃至全球经济系统造成不容忽视的损失。他认为，气候变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以具体归结为三个方面。

首先，气候变化对不同经济部门、不同国家的经济影响不尽相同，可能加剧不平等。例如，于建筑业而言，灾害后的重建工作可能为之带来利好，但是对旅游业或公共设施部门来讲，情况却并不乐观。类似地，一些经济体量不足的国家可能因缺乏必要的手段和资源抵御气候变化，遭受更加严重的经济损失，进而加剧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其次，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具有累积效应，可能会长期制约某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例如，地处西太平洋的菲律宾，平均每年遭受20次台风袭击，海平面上升幅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是近20年来受极端气候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统计数据显示，该国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率下降幅度高达7.28%。可见，气候冲击的微小影响通过不断累积，已经严重威胁到该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气候变化造成的一些经济影响还会通过全球供应链、国际贸易等渠道相互放大。比如，2021年，全球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能源危机，而此次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即是欧洲地区遭遇的极端天气。长时间的超高压异常天气导致海上风速大幅度下降，欧洲风电供给能力下降近20%，多国对传统能源的需求骤增。突然扩大的能源供需缺口引发能源价格上升，并外溢至世界其他地区。很多身处国内的普通居民，都对这次冲击感同身受。

胡彬表示，为了应对极端天气引发的多维度、深层次影响，各国都要加强行动，为人类自己、为子孙后代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

协同增效：减缓与适应同举并

谈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胡彬强调，在重视“减缓”的同时，也要兼顾“适应”。事实上，从手边的冰饮，到室内的空调，再到水畔的堤坝，都是人类为适应气候变化而采取的举措。类似地，2012年遭遇“7·21”特大暴雨后，北京迅速加强了低洼地带的路面警示系统，保险公司也随之完善了适用于极端天气状况的车险条款，这些同样是提升应对气候风险能力的适应措施。

胡彬认为，从本质来讲，减缓气候变化是一项相对长期、艰巨的任务，而适应气候变化则更为现实、紧迫，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这是由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预警系统、知识经验、资金技术等普遍不足的现实情况决定的。与此同时，由于缺乏适应气候变化的诸多禀赋，发展中国家更易遭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因此，呼吁各方加强对适应气候变化的关注和支持、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大的减缓责任，也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颇受关注的议题。

此外，胡彬还谈到，要警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两大举措之间的张力。以近期一篇关于日本的研究为例，文章提到，日本在发生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逐步停运了境内的部分核反应堆，这直接导致国家对传统能源的需求上升。为了应对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各级政府鼓励居民节能减排。大量民众响应号召，主动降低了室内空调的安装和使用。然而，夏季的高温天气却令许多家庭措手不及，由此带来额外的健康和死亡风险。因此，辩证地看待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关系，在减缓与适应政策之间作出适当的取舍，意义深远。

双碳战略：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双碳战略是一项伟大且艰巨的事业，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胡彬表示，我们曾经在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之间实现过良好的协同，未来，也一定能够在完成双碳战略的同时保证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胡彬举例道，2013年年初，北京的城市关键词之一是“爆表”。当时， PM2.5浓度在500µg/m³以上的情况时有发生，空气质量持续陷入六级严重污染状态，严重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为此，党中央决定向雾霾宣战，全面推进大气污染治理进程。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空气质量改善报告（2013-2018年）》，2013年至2018年期间，全国GDP增长39%，能源消费量和民用汽车保有量分别增长11%和83%，而在此期间，全国首批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下降42%，SO2平均浓度下降68%。这一卓越成绩，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所长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2018年在《纽约时报》撰文称，中国仅用4年时间就完成了美国可能要十几年才能实现的大气治理任务，如果治污成果持续，北京2000万居民的预期寿命将提高3.3年。

如今，我国的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成为新的追逐方向。胡彬认为，双碳战略的提出，恰恰是新常态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从具体的时间线索来看：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较2020年再翻一番，整个经济体量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我们将进入碳排放量达峰后急速下降的新阶段，即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并举，努力扭转碳排放量上升的势头。至本世界中叶，我国经济总量将进一步上升，预测人均GDP较2020年增长3~4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待到2060年，我国将实现碳中和目标，履行中国对世界的承诺。胡彬相信，基于我们过去十年的环境治理成果，双碳战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必能携手同行。